河南是明王朝的腹心地区,也是当时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地方之一。
大明王朝在这一省里分封了七个藩王,大半的良田沃土都落入藩王手中。
加上官僚地主的巧取豪夺,造成了土地高度集中,自耕农已经越来越少,绝大部分都是佃农。
崇祯年又是多事之秋,频繁的军队调动、官差的往来,更使河南这块四通八达之地首当其冲。
连年的大旱、蝗灾,河南赤地千里。
而大明朝廷和地方官僚在这大荒之年,仍然毫不放松追逼钱粮。
明末河南百姓承受的赋税、差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。
河内县知县王汉在《灾伤图序》中述说了这一情景:
怀庆六邑、地窄而粮重,未有如河内之甚者也。
除正粮九方石之外,今又为辽饷,为均输,为练饷,共计增银至二万四千二百余金。
其千里担簦转输,则又有解京阔布之役,胖袄盔甲之役,山西盐课之役,小滩八千石漕米之役,毛田、关阳打冰防河之役。
故民终岁未有父母妻子之乐,而无日不办公税。
河内之赋之重,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。
挣扎于死亡线上的草民,如果不想在饥寒中熬死,只有两条出路。
要么逃荒远离,要么就造反起义。
农民穷得要死,不得不起义,而大明中枢却还见不到钱,那这些钱都去了哪里?
《万历十五年》曾记载,‘民穷’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赋税过重,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。
国家税率低,受惠者并非农民,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。
也就是说,“税重民穷”引起农民揭竿而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。
真正受益是那些地方的大地主、乡宦,大部分的钱都进入了他们的腰包。
这就是为什么明崇祯皇帝一直不理解,国家的税收不高,户部一直见不到钱,而老百姓为什么要造反?
这里就要提到,崇祯初年的河南“四大凶”。
所谓河南“四大凶”就是当时的四大乡宦豪强,分别是睢州褚太初、宁陵苗思顺、虞城范良彦、南阳曹某。
河南“四大凶”都是土地千顷、佃户几千人,武装家丁护院各有数百,绝对的土霸王。
郑廉在《豫变纪略》中记载:“是时,中州鼎盛,缙绅之家率以田庐仆从相雄长,田之多者千余顷,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顷。就四家论,曹褚为上,苗范次之。”
这四大凶横行乡里,势力之大,甚至官府都不敢得罪他们。
家中豢养千余奴仆,这些奴仆经常横行州府,在与别人谈话之时,一旦被惹怒就要杀人。
甚至还强取别人家的田宅,强娶别人家的女人,这样的事情不知做了多少。
然而,这些被欺负的庶民,却不敢多说一句话。
官府知道了也不敢去问一问这些豪强。河南四大凶,在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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